随着跨国公司资本流动的形式更趋多样，跨国交易事项日趋复杂，表面现象往往遮盖了核心问题。对跨国交易分析还用直线思维模式可能会看不清本质。因此，常州市国税局大胆尝试棱镜思维方式，创造性地采用透视、转换立场的思路去观察跨国公司避税的内在特征，将筹划目的、执行运作、运作表象、避税结果等环节串联贯通，多视角探索跨国税源流失风险的途径，归纳总结出跨国公司的七大避税方法，即搭桥技术、重复技术、隐形技术、转化技术、拆分技术、捆绑技术和虚拟技术。

搭桥术：通过第三方搭桥转移利润

搭桥技术的实质是通过在跨国交易中介入第三方来实现避税的目的。常见的有利用避税地倒置收购、构造“导管公司”或“踏脚石”公司等三种操作形式。

一是“走出去”企业利用避税地倒置收购转移投资方居民身份，实现避税。通常是“走出去”企业将其投资方身份变更为外籍，然后在避税地设立控股公司来倒置收购实体企业，使境内实体企业变身为境外直接投资，进而将在我国纳税义务转移甚至进行全球避税。如常州某公司筹划在香港上市，首先将某一位主要股东变更为外籍，然后在英属维尔京设立投资公司，再在开曼、英属维尔京、香港设立四层公司架构，以在开曼设立的控股公司为上市主体，进行返程投资，从而实现集团和股东整体税负最小化的目的，甚至出现有些大额收入全球不征税的现象。

二是在避税地设立“导管”或“踏脚石”公司，通过控制资金流或受益所有人身份，实现利润转移或滥用税收协定。跨国公司通过虚设业务，将避税地“导管”公司变成业务交易方以控制资金流，造成母子公司利润走势一致的假象，为境内企业亏损或微利找到 “合理”理由；或者通过在与我国有税收协定的特定第三方设立“踏脚石”公司，来套用税收协定，以享受相关的税收协定待遇。

三是在避税地筹建投资性公司，为间接股权转让“暗度陈仓”。跨国公司在初始构建架构时会筹划避税地投资性公司，当需要转让境内企业时只要将相应的投资性公司直接转让即可达到目的。该方式隐蔽性强，不仅方便撤资、减少转让手续，还可能避免转让交易被一般反避税调查。

重复术：多种计费增加税前扣除额

重复技术即通过不同途径对同一事项进行多次处理，一般有三种操作方式。

一是通过多头签订框架式合同，模糊费用边界实现重复收费。跨国公司通过签署多份内容宽泛但实际上缺乏明确服务项目及计费标准指向的框架性管理服务合同，或者通过模糊组织架构内相关方的功能定位、增加管理级，对境内企业实施多头管理和重复收费。例如，常州某公司同时与集团母公司、上海总部、苏州销售公司签订服务协议。从表面上看，这三份框架性协议内容各不相同，但实际上后两份协议的内容被集团母公司的大协议所涵盖，即存在重复收费和多头收费，使得常州公司费用大幅增长，造成连续亏损。

二是通过变造无形资产交易费用名目，在不同事项中重复收取同一交易实质的费用。近年来，一些跨国企业以“委托开发费”的形式，让境内企业承担共同开发方的义务，但不让其享有相关权益，却仍要求境内企业以技术使用方的身份支付特许权使用费，这一新动向目前渐成趋势。

三是钻取税收政策空子，使同一费用实现重复税前扣除或滥用税收优惠。比如，部分跨国公司一方面通过关联销售关键部件、派遣技术人员等方式“助力”境内企业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使其享受高新企业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却又向其重复收取特许权使用费。再比如，一些境内房地产企业在避税地或低税率地虚设业务，增加向关联方支付的设计费等前期工程费用，推高开发成本，不但减少所得税，同时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再享受加计扣除20%的税收优惠。这种行为不仅在开发前期就转移利润，而且还导致多个税种整体的税收流失。

隐形术：将关联交易隐形以避开关注

隐形技术是指在关联交易中增加非关联的中间环节，或者将不合理的关联交易隐蔽化，构成隐形关联交易，避开税务机关的关注。其常见操作方式有以下三种。

一是利用合同拆分构建隐形关联交易。该方式常见于大型设备制造集团，母公司具备成套设备生产优势更容易获得定单，但从成本角度考虑，母公司将总合同拆分，并要求由子公司与第三方客户签订单项合同，但交易价格仍由母公司控制，所以该交易实质上是子公司销售给母公司，再由母公司把设备整合，统一销售给第三方，交易本质属于关联销售。

二是通过刻意抵消，控制产品价格和隐蔽费用支付。关联方之间存在多项关联交易时，可能会选择“收”、“支”相抵的做法，即以境内企业应向关联方收取的收入来抵消应向关联方支付的费用，使得境内企业及关联方均逃避了在我国的纳税义务。例如，常州某公司与境内关联企业的款项结算是以常州公司应收取货款抵消应支付服务费后的金额为准，服务费以货款的2%计算。那么常州公司在获取100万销售收入时，仅入账98万元，从而减少了常州地区的增值税；而关联企业也因少计劳务收入，减少了当地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三是通过隐性融资侵蚀税基甚至扰乱金融秩序。隐性融资主要指通过预收、延付或应付不付等方式实现资金实际意义上的跨境流动，形成与关联公司的隐性债务，造成企业非正常的利息支出，并通过调节支付时间获得人民币升值的收益，甚者扰乱金融秩序。

转化术：转化表面形式以少缴税款

转化技术是跨国公司采用最多的避税手段之一。在受到各种法律法规限制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将贸易类型、劳务性质、合同内容或雇佣形式等进行各种转化，以实现转移利润和少缴税款的目的。

一是将征收预提所得税项目转化为不予征税或征收率较低的劳务项目。非贸易交易中发生的境外劳务不予征税，发生的境内劳务按照核定利润率或协定待遇征税，实际征收率均低于预提所得税税率。一些跨国公司为了减少或取消预提所得税的支付，将需要征收预提所得税的项目转化为不予征税或征收率较低的劳务项目，以佣金项目尤为突出。

二是将母公司派遣员工转化为子公司雇员形式。境外母公司将派遣员工到境内子公司任职的方式转化为应子公司要求任职的雇员方式，形式上满足子公司是“雇主“，实质上外派人员接受的是母公司的指令，从而合理合法地将外籍个人的高额工资完全转嫁给子公司，减少了境内公司的利润，也变相减少了母公司的费用。

三是变更公司组织形式，以规避非居民税收。近年来，个别跨国公司利用合资企业与合作企业间利润分配的标准差异，变更公司组织形式，针对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改变向外方的利润分配比例，规避股息预提所得税。

拆分术：将财产所得分割调整利润

拆分技术，指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使所得、财产在两个或更多的纳税人之间进行分割，或者将一份整体合同按照内容或性质拆分为“无关”的合同，以实现调节利润和整体税负最小化的目的。其操作有三种形式。

一是拆分企业职能，实现区域间利润转移。跨国公司通过调整职能分布，将集团内产业链和价值链重组，在达到协同效应的同时，实现区域间利润转移。例如，常州某公司自2008年以来大幅下降的毛利率与其快速增长的销售不成比例。经调查，常州公司承担全部生产功能，上海公司仅负责销售，而两企业之间的毛利分配比例与其承担的职能并不匹配。因上海公司有税率优惠，出于集团税收筹划需要，常州公司故意将利润转移到上海公司。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走出去”企业也在通过这种方式避税。

二是利用关闭企业方式实现功能剥离，避免功能补偿，逃避监管。跨国公司利用关闭在华制造企业实现生产制造功能剥离后，功能剥离的补偿客体将不存在，既避免了功能补偿，又可能逃避相关转让定价调查。在我国现有的特别纳税调整相关政策对功能重组补偿尚未明确规范的条件下，此方式无疑给税务机关管理增添了更大难度。

三是将贸易合同拆分为贸易合同与非贸易合同。一份贸易合同经过税收筹划，可以达到最大节税效果。合同拆分在保证整体合同金额不变的大前提下，不仅可以将整个合同金额分拆到贸易合同与非贸易合同中，而且还可以通过对非贸易合同的筹划，使得交易产生的税负最小化。

捆绑术：成员捆绑考虑减少集团税负

捆绑技术是一种配置组合策略，可以起到调节税负的作用。捆绑技术的实质，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集团内成员进行综合考虑，通过总部控制的方式捆绑在一起，使集团整体税负最小化。其常见模式有以下三种。

一是母公司控制产业重组决策，子公司收益与功能风险不匹配。跨国集团内部进行产业链重组，由于母公司的强势决策，在母公司并没有对产业重组做出足够的合理补偿的情况下，由定位为契约生产商的子公司独自承担产业链整合所带来的风险和亏损。例如，某常州公司 2008-2009年亏损，2010年微利，但销售规模不断扩大。经调查，2010年其所属集团将北京公司的一条生产线转移至常州公司，由于新生产线转移需要适应和调整，使得一段时间的良品率较低，导致企业2010年前两个季度生产成本增加，利润异常。集团产业重组带来的损失全部由常州公司承担。

二是集团内成员捆绑分摊费用，达到整体税负最小化。由于目前中国转让定价关于集团内劳务的法律并不详尽、概念模糊，而且特别纳税调整并不关注内关联，同时跨国公司的价值链整合将高附加值劳务进行统一化管理，这些都使得集团内劳务成为税收筹划的利器。跨国公司不仅可以通过签订一揽子劳务合同进行费用分摊转移利润，也可以将某一区域成员划归地区总部进行劳务管理并分摊费用，使得区域利润在总部汇总，形成地区整体税负最小化。

三是跨国公司贸易内部化趋势愈发明显。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利益原则，即获利动机并不一定是以一次性交易为基础，而往往以综合交易为基础。内部贸易的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根据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而制定，在协调的基础上使各自的利益得到满足，并可减轻税负，实现内部资金配置，逃避东道国的价格控制，避免外汇汇率风险和东道国的外汇管制。

虚拟术：虚拟业务直接侵蚀税基

虚拟技术的核心是 “虚”，即通过虚拟的业务操作来虚增成本费用，直接侵蚀税基。其操作有三种方式。

一是虚构境外劳务，罗织虚列费用。跨国公司通过虚构向关联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代理等税务机关难以核查其价值的高附加值业务，要求境内企业甚至集团内其他关联公司支付高额费用，以实现转移利润和少缴税款的目的。例如，2008年我市通过情报交换手段核查一项集团内咨询公司提供境外咨询劳务的真实性时，通过向澳门发出专项情报获取的信息，证实境内企业以支付境外企业咨询服务费为名，虚列服务费，意图转移利润、逃避在中国境内的纳税义务。

二是虚构业务事项，减少企业和个人双重税负。在我市系列佣金案件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对外支付佣金然后资金回流成为一些中小企业进行避税的新手段：一般是境内企业预先与境外企业或个人沟通好，由境内企业以佣金名义将款项支付到境外，再由境外企业或个人以现金或转账形式将款项返还到境内企业或个人名下，从而达到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双重目的。

三是虚化投资身份，依靠投资地的特点逃避监管。外资企业的实际投资方，为了虚化投资身份，除了直接通过常见的避税地或低税率地投资，现在还出现了借道一些不常见的无协定避税地（如圣基茨和尼维斯、马绍尔群岛）或发达国家（如英国、加拿大）进行间接投资。实际投资方选择无协定地区或发达国家特殊政策区域作为直接投资地，或是利用税企信息不对称，或是利用发达国家的名义利率等作掩护，以达到逃避我国纳税义务的目的，甚至进行全球避税。